一九六六年夏天,我被大學聯考的渦流捲到高雄。報到當天,我找不到校門,這是當年高醫人的共同經驗。學校的軟硬體設施與台大醫學院相較,可謂天壤之別。我曾在發表過的一篇文章裡有如下的敘述:
「頭一年,多半的日子是在重考與否之間徘徊。徘徊之後仍是徘徊。那種無以名狀的落寞,似乎永無止境地在南台灣的空氣中飄浮,在我生活的周遭漂浮。日久,它竟也漸漸在午夜成了我的夢魘。而慘綠的我,猶如一隻患皮膚病的野狗,時常在破落的醫學院校園,在租賃的斗室裡,或者在高雄的街頭,漫無目的地踱步。日日,我怔忡地活著,頹廢著。」
當年的台灣仍處在政治戒嚴體制下,但高醫校園內卻提供了相對自由的氛圍。課業上,除生化與病理兩科外,皆不點名,成了翹課的溫床。多數的時間,我或打乒乓球,或下圍棋,或閱讀課外書籍。
有一天,在圖書館翻閱校刊,讀到學長們的現代詩作,是我與現代詩的初遇。起初,覺得新奇,但漸漸地有了些許感動自心田油然而生。於是,瘋狂地購買詩集,瘋狂地讀詩。然後,開始習作,發表作品。之後,加入校內「阿米巴詩社」。就在那時,詩,拯救了我。
詩社的朋友,除了創作外,每月有一次口誅筆伐的論戰大會,互評作品。在激烈的攻守之間居然孕育出溫暖的「家」的感覺。其後,我們逐漸將觸角伸向哲學、小說、音樂、繪畫等領域。當時,正領風騷的存在主義、現代文學,以及其後的鄉土文學、本土現代音樂、現代繪畫、現代文藝思潮等等,都是我們朗朗上口的話題。之後,我們開始把關注的焦點由個人的內心世界轉向周遭的社會,開始回頭挖掘被湮滅、被遺忘的我們族群的歷史,也開始思考島嶼的前途與命運。除了寫詩塗鴉外,我們尚自許是個理想主義者,對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,充滿改革的熱情,對我們立足的這一塊美麗的寶島,滿懷熱切的期待,大家無不信誓旦旦,要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她。
畢業後,進入台北榮總胸腔部。經長期的訓練,終於成為一位胸腔科專科醫師,且被任命為台中榮總胸腔內科首任科主任。在1984至2003年間,仍斷斷續續寫詩,也參與了一些政治、文化、環保的改革運動。終於在滿55歲時(2003年底)自台中榮總退休。退休後每周三天半在中區四家醫學中心及童醫院從事胸腔影像教學,另三天半留給自己讀書、寫作。
退休時,我曾寫了一篇文章,其中一段如下:
「近幾年,有一個聲音,居住在我內心深處,且逐漸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存在。它激勵我,以莫迪里安尼(Amedeo Modigliani)與竹久夢二(Takehisa Yumeji)的創作激情,將我的人生航道扭轉向人文領域。經常,我似乎聽見血脈中充塞著昔日青春的呼喊,似乎聽見生命的風雨在時間中默默潛行,也聽見自己的創作能量在黯淡的世界角落熠熠生光。」
我終於知道
在我生命幽暗處
忽隱忽現,時時逗引我的是:
一隻阿米巴
我終於知道
在我生命終點處
緊緊守候我的是:
一隻阿米巴